1、引言

PPP(Public-privatepartnership)是指公私主體為了提供特定的服務或設施而建立的、基于伙伴合作關系的項目采購方式。廣義的PPP模式包括多種細分的模式，例如BOT(Build-Operate-Transfer)、BT(Build-Transfer)、BOOT(Build-Own-Operate-Transfer)等。1984年，我國的第一個PPP項目——深圳沙角B電廠就采用BOT模式實施的。由于基礎設施的投資巨大，因此在很多發(fā)展中國家，PPP成為政府優(yōu)先考慮的項目建設模式。而即使在發(fā)達國家，由于PPP模式能夠提高項目實施的效率和績效水平、改善公共服務的質量、節(jié)約成本、加快進度、與私營主體分擔風險，其在公共服務領域、基礎設施建設領域的應用也越來越廣泛。

2013年，新一屆中央政府提出要積極引進私營資本進入基礎設施建設領域，PPP模式的發(fā)展出現了新的機遇。雖然PPP模式在我國的發(fā)展已經有超過30多年的歷史，但是，與發(fā)達國家相比，我國的PPP現狀仍然還不夠完善。近年來，PPP的相關問題一直是國內外理論界研究的熱點，由于特殊的經濟、環(huán)境、法律、文化和政治背景，我國PPP模式的發(fā)展也有很多獨特之處，這就意味著發(fā)達國家的經驗、方法、模式等，不一定適用我國的PPP發(fā)展。此外，考慮到近年來我國強調公共領域向私營主體開放，PPP模式獲得了政府的大力支持，大量的PPP項目也在計劃、立項或建設之中，很有必要對我國PPP模式的應用障礙問題進行系統的研究。

2、國內外PPP模式應用障礙的文獻綜述

2.1國外PPP模式應用障礙的文獻綜述

國外針對PPP模式應用障礙的研究起步較早，但是，由于不同國家的國情差異比較大，PPP模式的應用障礙也有所不同。例如，Ashwin(2010)分析了PPP模式在印度的應用狀況，將印度PPP模式的應用障礙分為三類，即制度障礙、組織障礙和項目障礙，并認為公私雙方的不信任、政府推廣意向的缺乏、制度環(huán)境的缺失、公共主體項目籌備能力的不足、以及PPP項目設計和策劃的不當，是PPP模式在印度應用的五大障礙。Patricia等（2008）則認為在PPP項目的實施過程中，公共主體和私營主體面臨的障礙略有區(qū)別，并以英國PFI項目為例，闡述了公共主體面臨的主要障礙是：過高的交易成本、復雜的合同、以及過長的談判時間，而在私營主體方面，除了過高的交易成本和過長的談判時間以外，專業(yè)人才的匱乏也是其應用PPP模式的主要障礙。Tamin等（2010）針對印度尼西亞的16條采用PPP模式的收費公路進行了分析，研究表明土地征用是最突出的應用障礙，并認為在印尼，土地征用不僅與PPP模式的應用相關,更是牽涉印度尼西亞國計民生的復雜政治問題。

2.2國內PPP模式應用障礙的文獻綜述

我國早期關于PPP模式應用障礙的研究主要針對BOT項目，法律障礙是當時阻礙BOT模式在我國發(fā)展的主要問題。例如，張曉君（2000）就指出，我國當時的法律規(guī)范與BOT運行機制存在明顯的沖突，主要體現在特許協議的簽訂、政府保證效力的確定等方面。王明佳（2010）以機場項目的建設為例，指出法律規(guī)范的不統一、政府保證效力難以確定等法律問題，是當時阻礙BOT模式在機場項目運用的主要障礙。為了比較應用障礙的地區(qū)差異，Chan等(2010)等在北M和香港兩個地區(qū)，對參與過PPP項目的專業(yè)人員進行了問卷調查，結果表明，談判時間過長、由于政策原因導致的拖延，是北京和香港地區(qū)實施PPP項目共同面臨的障礙。近年來，隨著我國對PPP模式的大力推廣,PPP模式應用障礙的問題受到了更多研究者的關注。例如，邱峰（2015)認為要推廣PPP模式，我國還存在許多障礙需要克服,而法律制度建設的滯后、風險分擔機制不夠成熟、收益分配機制不健全等是首先需要解決的問題。管清友（2015）指出，政府的過度干預、地方政府信用的缺失、主體缺位以及環(huán)境缺位，是我國PPP模式應用的四大障礙。

根據國務院發(fā)展研究中心評估組的統計,在發(fā)改委推介的1043個PPP項目中，成功簽約的項目占26.9%，己開工的項目僅為18.7%，由此可見，PPP項目在我國的應用現狀并不理想（仇保興2016)。在不同的時期PPP應用障礙表現為不同的形式，因此對我國新時期PPP模式的應用更具有指導意義的是識別最新研究成果。因此，本文選取了2015-2016年在我國重要期刊發(fā)表的、典型的20篇PPP文獻進行統計,識別PPP模式在我國的應用障礙，統計結果見表1所示。從表1可以看出，我國PPP模式的應用障礙主要體現在社會環(huán)境、公共主體、以及PPP模式本身三個方面。